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12月2日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地质环境，防治地质灾害，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地质环境规划、保护、勘查、监测、开发利用和地质灾害防治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地质环境，是指地表至地下人类活动所涉及的空间环境以及地质灾害、地质遗迹等。
地质灾害是指由于自然产生和人为诱发的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地质现象，主要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
第四条 地质环境保护实行开发、利用和保护相结合的方针，坚持谁利用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
第五条 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地质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
市、州（地区）、县（市、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区域内地质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
计划、环保、建设等有关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做好地质环境保护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鼓励地质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普及地质环境保护的科学知识。
对在地质环境保护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地质环境规划
第七条 县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地质环境保护利用规划，经计划部门综合平衡后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跨行政区域的地质环境规划，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
第八条 地质环境规划应当包括地质环境现状、地质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地质遗迹保护、地质环境监测等内容。
第九条 地质环境规划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水利、交通、城乡建设等规划在批准前，应当征求同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地质环境保护内容的意见。

第三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第十条 制定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国土综合开发区和经济开发区规划，应当进行区域地质环境评价。
有可能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工程项目建设和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在选址阶段应当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第十一条 从事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并经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标准审查认定。
第十二条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应当按照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要求进行。评估结果由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认定。评估报告应当按照国家地质资料汇交规定汇交。

第四章 地质环境保护
第十三条 工程建设、矿山开采应当保护地质环境，防止地质灾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第十四条 采矿权人应当按照规定，向县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地质环境保护年度报告，并接受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采矿权人修筑尾矿库、拦渣坝等工程设施，应当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要求，采取措施，防止因采矿造成含水层疏干、地面塌陷、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第十六条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工作实行保证金制度，具体办法按照国家或省人民政府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工程建设、矿山开采造成地质环境破坏或者引发地质灾害的，责任人应当及时向当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采取必要的恢复和治理措施，防止灾害扩大。
第十八条 开发地热、矿泉水应当由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标准对其进行鉴定。
开采地下热水、矿泉水应当办理取水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并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交纳矿产资源补偿费。
第十九条 县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地质遗迹保护工作。下列地质遗迹应当加以保护：
（一）有重要观赏和重大科学研究价值的地质地貌景观；
（二）有重要价值的地质剖面和构造形迹；
（三）有重要价值的古生物化石及其产地；
（四）有特殊价值的矿物、岩石及其典型产地；
（五）有典型和特殊意义的地质灾害遗迹；
（六）其他需要保护的地质遗迹。
第二十条 具有国际、国内和区域性典型意义的地质遗迹，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的规定建立地质遗迹保护区。

第五章 地质环境监测
第二十一条 县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地质环境动态监测，建立地质灾害预警系统，对重大地质灾害及时作出预测预报。
突发性地质灾害预报（不含地震预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
第二十二条 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危险区内的单位和组织，应当建立日常观测制度，对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
第二十三条 采矿权人应当对矿区地质环境进行动态监测，监测结果定期报县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四条 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质环境监测资料，发布年度地质环境公报。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掩埋、损毁地质环境监测设施和标志。

第六章 地质灾害防治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本行政区域内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易发区。
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应当树立明显标志，并予以公告。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从事各类生产和建设活动，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诱发地质灾害。
第二十七条 县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可能造成地质环境破坏、诱发地质灾害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接受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二十八条 县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编制本行政区域年度地质灾害防灾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与地质灾害防治任务相适应的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用于地质灾害的应急调查和防治。
第三十条 地质灾害发生后，由当地人民政府制定地质灾害治理方案，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治理，受威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参与治理。
人为造成的地质灾害，由诱发地质灾害的单位或个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治理费用。
第三十一条 地质灾害治理方案，由县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程序审批。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竣工后，由县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下列行政处罚，由县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实施：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未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擅自从事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责令其采取防治措施，拒不采取防治措施的，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破坏地质环境或引发地质灾害不及时报告和不采取治理措施的，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擅自移动、掩埋、侵占、损毁地质环境监测设施和标志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可以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依法追究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12月2日
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探析

张旭科


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在继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对宪法进行第三次修改，从根本上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地位后，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又将第11条第二款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实践证明，国家立足于现阶段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多样化的现实及其内在需要，在根本大法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给予充分肯定并最终确立，已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亮点，成为扩大就业、增加税收、吸纳外资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生力军。然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仍摆脱不了其固有的和不断涌现的障碍困扰，它迫切渴望得到法律的保护。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保护之中，刑法保护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方面。
一、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
刑法的保护功能，是指刑法具有保护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不受犯罪侵犯的功能。犯罪是侵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行为，刑法对犯罪行为进行惩罚，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保护。如，处罚盗窃罪的刑法规范，就是为了保护他人的财产权；处罚非法拘禁罪的刑法规范，就是保护他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等等。那么，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中的一份子，刑法就不可避免要对其给予严格的保护。
纵观我国刑事立法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早于现行宪法三年出台的1979年《刑法》并没有考虑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作出规定，哪怕是原则上的规定。在继1982年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并于1988年宪法修正案、1993年宪法修正案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予以充分的法律地位肯定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2月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决定的形式第一次对非公有制经济给予明确的刑法保护。该决定第9条规定：非公有制企业工作人员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而损害本单位利益，构成犯罪，最重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第10条、第11规定：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挪用非公有制企业财物、资金，构成侵占罪，最重也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
随后，随着“以法治国”，“规范公权，保护私权”的舆论、呼声和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1997年修订的《刑法》首先在总则中，把“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刑法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分则中，吸收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相关的内容，在《刑法》分则第五章第271条第1款、第272条第1款分别规定了侵占公司企业单位财物的职务侵占罪和刑罚、挪用公司企业单位资金的挪用资金罪和刑罚；在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第163条第1款、第2款又对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索取、收受财物、回扣、手续费等犯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刑罚作了明确地规定。这三种犯罪侵犯的具体对象是非公有制公司企业单位的财产或者利益，通过打击惩罚这类犯罪，体现出《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专门保护，这有利于改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经营环境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针对于1997年《刑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单位犯罪是否包括以非公有制经济性质的公司、企业等为主体的单位实施的犯罪，审判实践中仍有将以非公有制经济性质为主体的犯罪作为自然人犯罪看待这一情况的存在，1999年6月25日，最高院通过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1999]14号司法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定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这标志着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非公有制经济性质的企业在法律上取得了与公有制经济性质企业相同的地位，享有同样的保护。
二、现行刑事立法对非公有制经济保护的不足
虽然现行刑法在总则和分则中均或多或少体现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力度，但是与对公有制经济性质企业的保护相比来说，仍存在着较大的不足，主要是表现在刑事责任方面。在此，笔者就仅以《刑法》第163条、第271条、第272条为例，加以阐述说明：
根据《刑法》第163条、第271条、第272条的规定，对非公有制性质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构成职务侵占罪的，法定最高刑仍为15年有期徒刑和并处没收财产；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构成挪用资金罪的，法定最高刑却只有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比《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的处罚还要轻。上述的规定从另一面也就是说，无论犯罪主体采取多么恶劣的手段，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不论是侵占或者挪用了上亿的资金，还是最后造成了企业的倒闭破产，依法也只能判处上述相应的刑罚。而与此相比，同一部刑法中并在同一条中对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共财物，挪用公款，收受贿赂，将分别依照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的规定进行定罪处罚，法定最高刑也分别为死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其中，对于贪污罪，只要犯罪主体贪污十万元以上且犯罪情节恶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就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且还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从上可得出，现行对于公有制经济的保护显然是优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刑法》对两者存在着不对等的差别性保护。
三、非公有制经济刑法保护的完善
立法平等是执法平等的前提和基础，执法平等则是实现立法平等的保证。因此，对于如何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笔者认为，应当着重从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入手：
（一）立法机关应修改并完善刑事立法，消除现行刑法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差别性保护，做到立法平等。
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已经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进了宪法，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根本大法的地位。其目的和实质是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享有同等的法律保护。同时市场经济对刑法公正平等的客观要求，首要一点就是立法上对各种主体平等公正的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刑法保护上不应当再有区别。
平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平等权的本质含义在于禁止差别对待”。而从前文所述可以看到，刑法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保护是存在差别规定的，其与宪法规定的精神相违背的。同时，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由于这种差别性保护的存在往往导致对侵犯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行为惩罚力度不够，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私营企业因管理人员的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行为造成企业倒闭或者经营困难的案例。此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也提出了要“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所以，笔者进一步认为，在立法层面上，国家立法机关应在大量司法实践和有关理论的研究的基础上，及时地修改与补充刑法规范，强化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做到立法上的平等。具体说，就是尽快《刑法》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无论是对哪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中发生的侵吞、挪用、受贿案件，统一规定相应的罪名，不要在对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企业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等罪名进行差别规定，加重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主体犯罪的惩罚，以在立法上体现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同等保护力度，并有效的震慑和打击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行为。
（二）执法机关应积极转变观念，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与私营企业主的歧视，做到执法平等。
在思想层面上，作为执法机关，应当充分认识到对非公有制经济强化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合理性等重要意义，切实树立正确的观念，认真研究刑事法治实务中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各种实际问题，不要受急待纠正的传统有罪推定思维模式以及有些舆论掀起的私营企业“原罪”论的影响，或者仍用阶级斗争时期的过时观念来看待现在的非公有制经济和私营企业主，把私营企业主看成“资本家”。要清醒地认识到，私营企业不是旧社会资本家的延续，而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性质企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说，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把这一法则引入法律领域，就形成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刑法是通过设定和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发布禁令，阻止人们实施犯罪行为来发挥保障和保护功能的。因此，从刑事执法角度来讲，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要注意切实体现对非公有制经济公正平等的刑法调整与刑法保护，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具体点，也就是说在执法中要实现公私平等，要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做到“有罪当罚，无罪不罚”，“ 重罪重罚，轻罪轻罚”，“ 罪与刑罚，等价交换”，“ 同罪同罚，异罪异罚”，“ 一罪一罚，数罪并罚”，同时根据犯罪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选择适当的刑罚，坚决反对借口维护国家的、集体的利益，不顾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损害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的以公压私的不平等现象，忽视对私有制的法律保护。

（联系地址：浙江省湖州市莲花庄路3号 31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