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95号

《国务院关于修改〈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经2011年3月16日国务院第14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九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的决定

国务院决定对《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四条修改为：“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音像制品的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和出租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有关的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音像制品的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和出租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二、删去第五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七条中的“出租”，删去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七条中的“放映”。
三、将第六条修改为：“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音像业的发展规划，确定全国音像出版单位、音像复制单位的总量、布局和结构。”
四、将第八条至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四条中的“出版行政部门”修改为“出版行政主管部门”。
五、将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中的“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60日内”修改为“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
六、将第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音像出版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家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和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免费送交样本。”
七、将第二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中的“《音像制品复制许可证》”修改为“《复制经营许可证》”，将第三十二条中的“《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修改为“《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八、将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音像复制单位接受委托复制音像制品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委托的出版单位订立复制委托合同；验证委托的出版单位的《音像制品出版许可证》、营业执照副本、盖章的音像制品复制委托书以及出版单位取得的授权书；接受委托复制的音像制品属于非卖品的，应当验证委托单位的身份证明和委托单位出具的音像制品非卖品复制委托书。”
九、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音像复制单位接受委托复制境外音像制品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持著作权人的授权书依法到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复制的音像制品应当全部运输出境，不得在境内发行。”
十、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音像制品成品进口业务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音像制品成品进口经营单位经营；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音像制品成品进口业务。”
十一、删去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的“申请设立全国性音像制品连锁经营单位，应当由其总部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审批”。
十二、将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的“个人”修改为“个体工商户”。
十三、将第三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允许设立从事音像制品发行业务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十四、将第三十七条修改为：“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批准不符合法定设立条件的音像制品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单位，或者不履行监督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五、将第三十八条中的“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十六、将第三十九条中的“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四十条中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和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中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修改为“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七、删去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中的“文化行政部门”，将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五条中的“文化行政部门”修改为“出版行政主管部门”。
十八、删去第四十五条第四项。
十九、将第四十九条修改为：“除本条例第三十五条外，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

（200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1号公布 根据2011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音像制品的管理，促进音像业的健康发展和繁荣，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录有内容的录音带、录像带、唱片、激光唱盘和激光视盘等音像制品的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出租等活动。
　　音像制品用于广播电视播放的，适用广播电视法律、行政法规。
　　第三条　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出租音像制品，应当遵守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传播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
　　音像制品禁止载有下列内容：
　　（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
　　（五）宣扬邪教、迷信的；
　　（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四条　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音像制品的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和出租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有关的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音像制品的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和出租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国家对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音像制品，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音像制品的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等活动。
　　依照本条例发放的许可证和批准文件，不得出租、出借、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转让。
　　第六条　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音像业的发展规划，确定全国音像出版单位、音像复制单位的总量、布局和结构。
　　第七条　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音像制品经营活动，并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音像制品经营单位的经营活动。

第二章　出　版

　　第八条　设立音像出版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音像出版单位的名称、章程；
　　（二）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
　　（三）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四）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符合国家规定的资格条件的音像出版专业人员；
（五）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设备和工作场所；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审批设立音像出版单位，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还应当符合音像出版单位总量、布局和结构的规划。
　　第九条　申请设立音像出版单位，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批准的，发给《音像制品出版许可证》，由申请人持《音像制品出版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依法领取营业执照；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音像出版单位的名称、地址；
　　（二）音像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的名称、地址；
　　（三）音像出版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住址、资格证明文件；
　　（四）音像出版单位的资金来源和数额。
　　第十条　音像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其他音像出版单位，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音像出版单位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音像出版单位变更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出版经营活动的，应当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向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音像出版单位的年度出版计划和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应当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重大选题音像制品未在出版前报备案的，不得出版。
　　第十二条　音像出版单位应当在其出版的音像制品及其包装的明显位置，标明出版单位的名称、地址和音像制品的版号、出版时间、著作权人等事项；出版进口的音像制品，还应当标明进口批准文号。
　　音像出版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家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和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免费送交样本。
　　第十三条　音像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租、出借、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单位的版号。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购买、租用、借用、擅自使用音像出版单位的名称或者购买、伪造版号等形式从事音像制品出版活动。
　　图书出版社、报社、期刊社、电子出版物出版社，不得出版非配合本版出版物的音像制品；但是，可以按照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出版配合本版出版物的音像制品，并参照音像出版单位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第十五条　音像出版单位可以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或者外国的组织、个人合作制作音像制品。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六条　音像出版单位实行编辑责任制度，保证音像制品的内容符合本条例的规定。
　　第十七条 音像出版单位以外的单位申请设立独立从事音像制品的制作业务的单位（以下简称音像制作单位），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批准的，发给《音像制品制作许可证》，由申请人持《音像制品制作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依法领取营业执照；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的设立，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音像制作单位的名称、地址；
　　（二）音像制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住址、资格证明文件；
　　（三）音像制作单位的资金来源和数额。
　　审批设立音像制作单位，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还应当兼顾音像制作单位总量、布局和结构。
　　第十八条　音像制作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其他音像制作单位，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音像制作单位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音像制作单位变更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制作经营活动的，应当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音像出版单位不得委托未取得《音像制品制作许可证》的单位制作音像制品。
　　音像制作单位接受委托制作音像制品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委托的出版单位订立制作委托合同；验证委托的出版单位的《音像制品出版许可证》或者本版出版物的证明及由委托的出版单位盖章的音像制品制作委托书。
　　音像制作单位不得出版、复制、批发、零售音像制品。

第三章　复　制

　　第二十条　设立音像复制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音像复制单位的名称、章程；
　　（二）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三）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
　　（四）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设备和复制场所；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审批设立音像复制单位，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还应当符合音像复制单位总量、布局和结构的规划。
　　第二十一条　申请设立音像复制单位，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批准的，发给《复制经营许可证》，由申请人持《复制经营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依法领取营业执照；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音像复制单位的名称、地址；
　　（二）音像复制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住址；
　　（三）音像复制单位的资金来源和数额。
　　第二十二条　音像复制单位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其他音像复制单位，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音像复制单位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音像复制单位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复制经营活动的，应当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向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音像复制单位接受委托复制音像制品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委托的出版单位订立复制委托合同；验证委托的出版单位的《音像制品出版许可证》、营业执照副本、盖章的音像制品复制委托书以及出版单位取得的授权书；接受委托复制的音像制品属于非卖品的，应当验证委托单位的身份证明和委托单位出具的音像制品非卖品复制委托书。
　　音像复制单位应当自完成音像制品复制之日起２年内，保存委托合同和所复制的音像制品的样本以及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的副本，以备查验。
　　第二十四条　音像复制单位不得接受非音像出版单位或者个人的委托复制经营性的音像制品；不得自行复制音像制品；不得批发、零售音像制品。
　　第二十五条　从事光盘复制的音像复制单位复制光盘，必须使用蚀刻有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激光数码储存片来源识别码的注塑模具。
　　第二十六条　音像复制单位接受委托复制境外音像制品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持著作权人的授权书依法到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复制的音像制品应当全部运输出境，不得在境内发行。

第四章　进　口

　　第二十七条　音像制品成品进口业务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音像制品成品进口经营单位经营；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音像制品成品进口业务。
　　第二十八条　进口用于出版的音像制品，以及进口用于批发、零售、出租等的音像制品成品，应当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内容审查。
　　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音像制品内容审查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批准的，发给批准文件；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进口用于出版的音像制品的单位、音像制品成品进口经营单位应当持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到海关办理进口手续。
　　第二十九条　进口用于出版的音像制品，其著作权事项应当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第三十条　进口供研究、教学参考的音像制品，应当委托音像制品成品进口经营单位依照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办理。
　　进口用于展览、展示的音像制品，经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到海关办理临时进口手续。
　　依照本条规定进口的音像制品，不得进行经营性复制、批发、零售、出租和放映。

第五章　批发、零售和出租

　　第三十一条　设立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单位的名称、章程；
　　（二）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三）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
　　（四）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和场所；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十二条　申请设立音像制品批发单位，应当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申请从事音像制品零售业务，应当报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批准的，应当发给《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由申请人持《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依法领取营业执照；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应当注明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种类。
　　第三十三条　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其他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单位，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单位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单位变更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经营活动，从事音像制品零售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变更业务范围、地址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向原批准的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四条　音像出版单位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批发、零售本单位出版的音像制品。从事非本单位出版的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业务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第三十五条　国家允许设立从事音像制品发行业务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第三十六条　音像制品批发单位和从事音像制品零售、出租等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不得经营非音像出版单位出版的音像制品或者非音像复制单位复制的音像制品，不得经营未经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进口的音像制品，不得经营侵犯他人著作权的音像制品。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七条　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批准不符合法定设立条件的音像制品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单位，或者不履行监督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参与或者变相参与音像制品经营单位的经营活动的，依法给予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
　　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部门有前款所列行为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三十九条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音像制品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单位，擅自从事音像制品出版、制作、复制业务或者进口、批发、零售经营活动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没收违法经营的音像制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１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出版含有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禁止内容的音像制品，或者制作、复制、批发、零售、出租、放映明知或者应知含有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禁止内容的音像制品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公安部门依据各自职权责令停业整顿，没收违法经营的音像制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第四十一条　走私音像制品的，依照刑法关于走私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海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音像制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一）音像出版单位向其他单位、个人出租、出借、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单位的版号的；
　　（二）音像出版单位委托未取得《音像制品制作许可证》的单位制作音像制品，或者委托未取得《复制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复制音像制品的；
　　（三）音像出版单位出版未经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进口的音像制品的；
　　（四）音像制作单位、音像复制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验证音像出版单位的委托书、有关证明的；
　　（五）音像复制单位擅自复制他人的音像制品，或者接受非音像出版单位、个人的委托复制经营性的音像制品，或者自行复制音像制品的。
　　第四十三条　音像出版单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或者外国的组织、个人合作制作音像制品，音像复制单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委托复制境外音像制品，未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或者未将复制的境外音像制品全部运输出境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经营的音像制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１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１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并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一）音像出版单位未将其年度出版计划和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
　　（二）音像制品出版、制作、复制、批发、零售单位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业务范围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审批、备案手续的；
　　（三）音像出版单位未在其出版的音像制品及其包装的明显位置标明本条例规定的内容的；
　　（四）音像出版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送交样本的；
　　（五）音像复制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的；
　　（六）从事光盘复制的音像复制单位复制光盘，使用未蚀刻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激光数码储存片来源识别码的注塑模具的。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音像制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一）批发、零售、出租、放映非音像出版单位出版的音像制品或者非音像复制单位复制的音像制品的；
　　（二）批发、零售、出租或者放映未经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进口的音像制品的；
　　（三）批发、零售、出租、放映供研究、教学参考或者用于展览、展示的进口音像制品的。
　　第四十六条　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被处以吊销许可证行政处罚的，应当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逾期未办理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七条　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被处以吊销许可证行政处罚的，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自许可证被吊销之日起10年内不得担任音像制品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从事音像制品零售业务的个体工商户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被处以吊销许可证行政处罚的，自许可证被吊销之日起10年内不得从事音像制品零售业务。
　　第四十八条　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收缴的罚款必须全部上缴国库。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除本条例第三十五条外，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五十条　依照本条例发放许可证，除按照法定标准收取成本费外，不得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1994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反思

林 岩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成公里，其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即“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定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和逮捕。”这里就蕴涵这罪刑法定的思想。到了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针对封建刑法中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黑暗现实，更加明确的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之后被誉为“刑法之父”的贝卡利亚在其著名的《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的“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是刑罚”，这一观点则至今仍为刑法学者频频引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罪刑法定这一思想由学说转变为法律，在资产阶级宪法与刑法中得以确认，成为世界各国刑法中最普遍的一项原则。
对于中国来说，罪刑法定是姗姗来迟的。1979年刑法中仍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相反却在其第七十九条规定了有罪类推制度；直至1997年全国人大对79年刑法作了大规模的修订，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修订《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由此，学术界和司法界处处洋溢这赞誉之声，罪刑法定的确立并加以适用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来说无疑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
然而负重之骥难以猝然站立，在中国这头雄狮的血管立流淌的从来就不是法治的血液。在人治的天空下，中国的政权机构积淀下了太多命令高于法律的习惯，积重难返；中国的国民被千百年来的压制所束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罪行法定的贯彻实施便难上加难了。
而今，法治的车轮已经滚过了21世纪的最初几年，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政府强有力的鞭策下成效斐然，但存在的问题也令人触目惊心。
要论述罪刑法定，就无法避开刑法的结构问题。这是罪刑法定能否在一个国家得以有效实施，能否真正惠及国民的关键所在。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罪与刑的结构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种：
　　一、罪状设计严密，刑罚严厉（又严又厉）；
　　二、法网不严密，刑罚不严厉（不严不厉）；
　　三、法网严密而刑罚不严厉（严而不厉）；
　　四、刑罚严厉而法网不严密（厉而不严）；
　　结构决定了功能，不同的刑法结构具有不同的刑法功能。法网严密，有助于刑法保护社会功能的实现；刑罚宽缓，则有利于刑法保障人权功能的达成。因此，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是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走向，至今已为多数西方国家所采用。我国的刑法结构应该说是厉而不严的。在我国现行刑法中，重刑（包括死刑和自由刑）所占的比例相当大，在刑法分则中，几乎每个犯罪形态（罪种）都能使罪犯的生命权遭受剥夺。死刑的泛滥使刑罚失却了预防犯罪和教育罪犯的根本意图，既失于人道，又不利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西方200多年的刑法发展史表明，刑罚趋缓是刑法演进的规律，减弱刑罚的调控强度，实现刑罚的轻缓化已然得到学界的共识。因此，在中国未来的刑事立法中，应该适当加大罚金在刑罚体系中比例，合理限制有期徒刑的适用范围，特别是要削减死刑。
　　法网不严是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举步唯艰的核心问题。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但是我国现行的犯罪形态却未得以有效的调整和革新。如而今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的犯罪问题在我国日益严重，而在我国的制定法中，却仍未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的罪种，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要严格遵循的罪刑法定，对这种犯罪类型，定罪便无从谈起；而要对之予以定罪，有罪类推的幽魂便惟有死灰复燃了。这无疑将使我国的司法实践陷入尴尬之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类新型犯罪层出不穷，对之增加与之相应的罪种，便成了重中之重。
　　法网疏漏，最大的疏漏在于缺乏违宪审查机构。违宪是最严重、最具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宪法独特的法律地位使它与其他部门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违宪案件一旦出现，将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使部门法上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但书是中国刑法所特有的，历来为法学界所称道。但是但书将社会危害性较为轻微的违法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这虽然节省了我国有限的司法资源，使之能集中力量应对各类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却也无疑是中国刑法呈现不严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社会危害性属于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它的衡量的显然是没有一个方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这必然会导致国民对怎样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产生一个摸棱两可的概念，使法律出现一个非人权的盲点，这是和罪刑法定的初衷格格不入的。在下表中：

年份 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 治安案件发案数
86 547115 　　　　　　　　　1115858
87 750439 　　　　　　　　　1234910
88 827594 　　　　　　　　　1401144
89 1971910 　　　　　　　　　1847625
90 22161997 　　　　　1965663
91 2365709 　　　　　　　　　2414065
92 1582659 　　　　　　　　　2965737
93 1616979 　　　　　　　　　3351016
94 1660734 　　　　　　　　　3289760
95 1690407 　　　　　　　　　3300972
96 1600916 　　　　　　　　　3363636
97 1613629 　　　　　　　　　3227669
　　　　　　　　　　　　　　　　　　　　　（单位：件）

　　87年—89年这十年间全国的治安违法案件的数量几乎都是刑事发案案件的两倍，而两者之间的分界线无非是一个摸棱两可的“社会危害程度”，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在这种中国特有的脱离法院判决的治安处罚中存在着漏洞，而在这个疏漏的法网中究竟有多少漏网之鱼更是无法想象的。一个社会拥有多种可以长期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制裁方式并且存在着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暗箱操作将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变得暧昧。这对罪刑法定原则来说无意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下面我们就从我国的另一种制裁方式——劳动教养制度——进一步分析其中存在的有违罪刑法定的问题。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从50年代开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那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新生的国家政权嗷嗷待哺，社会各项事业百废待兴，面对大乱初定之后人心思动的社会现状，我国不健全的法制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劳动教养制度应运而生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对社会的安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法制逐渐健全的今天，它已经与社会现实相背离，尤其是党的十五大及九届全国二次会议后，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得以确立，1979年修订的《刑法》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则更是使劳教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受到巨大的挑战。
　　劳动教养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最大的冲突在于劳动教养制度对劳教人员的强制性限制人身自由上。根据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劳动教养的期限是1年至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而我国先行《刑法》第三十条明文规定：管制的期限为三个月以上两年以下。这样，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人员所受到的同样是强制性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实际上比构成刑罚的违法人员还要重。在实践中常出现主犯被判处管制或拘役，从犯因够不上刑罚而被劳动教养，但从犯被限制自由的期限却比主犯常的情况，这种行政处无疑已经成为一种变相的“刑罚”。劳教未经法院审理而由公安机关一手包办，是完全不符合刑罚的基本原则的。因此，劳动教养制度的彻底废除迫在眉睫。我们不能再而立之年还紧咬着孩童时代的奶嘴过活而对在适应我们的健康系统的面包喝牛奶视而不见。在今后的立法中，应该以国家制定法的形式通过对劳动教养的立法，并且将其纳入法院的审查范围，在罪刑法定前提下是劳教人员得到公平平等对待。
　　“严打”这一刑事政策的存在也是对罪刑法定践踏。“严打”是党和国家根据我国社会治安的具体情况和实际斗争的需要而制定的。它是我国政法工作相当长时期以来采取的一项打击严重分子的指导方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对犯罪起过良好的震慑作用。但随着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对严打这种阶段性的刑事政策，法学界颇有微词。
　　根据国务院近年来颁布的各项行政命令，“严打”方针是指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方针。这一方针包含三个基本的内涵：１、“严打”针对的对象是极少数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２、“严打”是从重惩处，严厉制裁；３、“严打”是从快办案。
　　但凡重症，需用缓药慢攻方可确保无虞，如果一位以猛药趋之，虽可立竿见影，但其后遗症也许会让我们耗费更多的精力去善后。“严打”是在犯罪高潮期才取得阶段性举措，他也无异于一剂猛药。根据“严打”的基本内涵，“严打”是从重惩处，这本身就违背了刑罚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会造成一个人没有达到刑罚的程度，但不幸的是他处于严打期间，司法机关依据“严打”指示，不得不有罪类推之予以定罪，轻罪重罚；“严打”要从快办案，这更加不可取。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被告的定罪必须通过一定的审判调查程序。程序正义是最大的正义，如果一味的要求快，仓促草率断案，这无疑会使被告的申诉权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从快办案是一个司法效率问题，是任何司法行为的价值观，而不应该将之纳入“严打”这一刑事政策中来。
　　在“严打”时间中，由于为我国历来政策高于法律的人治思想所累，很容易出现严打对象扩大化的问题。这样一来，一大批本来构不成刑罚或构不成更重的刑罚的违法人员因“从重”的政策精神而获罪，或多受牢狱之灾；而且在某些地方，地方政府甚至以在严打期间所打击的犯罪数量来衡量下一级政府政绩的得失，于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给地方下打击罪犯的指标的情况，这将使得无辜的人灾“政绩”的光环下被蒙上不百之冤的情况。
　　罪刑法定原则无法灾我国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的司法制度难辞其疚。我国宪法及有关组织法规定法院须接受地方政法委的领导，并又向人大汇报的义务。法院的审判须接受同级政法委的直接领导，这使得干涉司法公正的情况屡见不鲜，某个领导的条子出现在法官的审判席上的情况便不足为奇了。长此以往，司法独立何在？罪刑法定何在？公民利益的保障何在？法院须向同级人大汇报，看似对审判的监督，值得欣慰，但法院是严格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对案件予以判决的，试想如果法院的审判一旦遭到人大质疑，这怎能不使法院陷入两难之地？人大监督法院的方式应该要求其依照法律审判案件，它对法院的质疑权只能针对法官而不是案件的判决本身。人大可以对个别法官的枉法行使其罢免权获弹劾权，这样，既能有效监督法院的枉法行为，又无伤于法院的司法公正。
　　在法院内部，审判委员会的存在使审判权陷入行政化的边缘。罪刑法定的贯彻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能否确保庭审法官的独立裁判权。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严格依照法律精神以事实为准绳予以判决。而在我国的审判体系中，审判委员会却有权要求庭审法官违背其意志作出判决，这种行政命令式的判决是无法确保罪刑法定的。试想如果审理案件的是一批法官，而作出判决决定的又是另一批法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这无疑是中国司法界最大的黑色幽默。
　　反思的目的在于促进，我们渴盼着罪刑法定真正到来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