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政府


漳州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公安局《关于进一步加大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暂行）》的通知

漳政〔2002〕综6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现将市公安局《关于进一步加大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暂行）》，批转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的迫切要求，对于加快城市化和小城镇发展步伐，促进全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积极作用。各级、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按照既积极又稳妥的原则，周密部署、协同配合、精心组织实施，扎扎实实地把这项工作做好。
附：《关于进一步加大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暂行）》

二○○二年三月十九日

　

关于进一步加大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暂行）

（漳州市公安局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为加快城市化和小城镇发展步伐，更好地落实调整、放宽后的户口政策，服务群众，服务我市经济建设，解决群众办户口难的问题，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公安厅关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闽政〔2001〕48号）精神和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在广泛征求基层户政业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以下进一步加大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具体实施意见：

一、公民出生户口登记

婴儿（包括非婚生、超计生）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父亲或母亲常住户口所在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申报时须提供婴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婴儿父母亲的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结婚证；非婚生的婴儿需随父落户的，还须提供法院判决或公证机关公证确认的父子关系证明；往年出生未落户的未婚子女，还须提供在父亲或母亲另一方未落户证明。材料齐全的，由户口登记机关的户籍内勤民警当场办理。

二、收养弃婴、孤儿的户口登记

弃婴、孤儿户口登记凭《收养证》办理。对于在2000年12月31日前事实收养、至今无法办理《收养证》的弃婴或孤儿，需要申请落户的，可继续按闽公通〔2000〕301号文件办理。申请时须提供书面申请报告、收养人的居民身份证和居民户口簿、村（居）委会出具的收养情况证明。
材料齐全的，当场填写《入户申请表》，由户口登记机关的户籍内勤民警当场办理；落户时登记为“非亲属”关系，待办理《收养证》后再为其变更“与户主关系”。

三、子女投靠父母的户口迁移

未婚子女需要投靠父母生活的，可向父亲或母亲常住户口所在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请落户。申请时须提供书面申请报告、子女的户籍证明（凡16周岁以上须提供居民身份证）、子女与父母亲的关系证明、父母亲的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

四、夫妻投靠的户口迁移

夫妻结婚登记后共同居住生活的，可在其配偶常住户口所在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请落户（不受有无工作单位的限制）。
申请时须提供书面申请报告、夫妻双方的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结婚证、迁移人的户籍证明。

五、父母投靠子女的户口迁移

父母需投靠子女的，可向其任一子女常住户口所在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请落户。
申请时须提供书面申请报告、父母的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父母与子女关系证明，子女的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

六、在城市或城镇购买成套商品房（包括二手房）、自建房、集资建房和购买店面的公民的户口迁移

1、在城市或城镇购买成套商品房（包括二手房）、自建房或参加本单位集资建房的产权人及随其共同生活的直系亲属（产权人已故的，其配偶及未婚子女），可以申请户口迁移落户（不受有无工作单位的限制）。申请时须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①属购买成套商品房（包括二手房）的提供书面申请报告、房屋所有权证（或购房合同、产权登记证明书、交款发票）、户籍证明、居民身份证、家庭关系证明；
②属自建房的提供书面申请报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签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户籍证明、居民身份证、家庭关系证明；
③属集资建成套住宅房的提供书面申请报告、《个人集资建房交款计算表》、产权转移通知书、户籍证明、居民身份证、家庭关系证明。
2、在城市或城镇购买店面的业主（产权人）及随其共同生活的直系亲属，可以申请户口迁移落户（不受有无工作单位的限制）。
申请时须提供书面申请报告、房屋所有权证、户籍证明、居民身份证、家庭关系证明。

七、放开市区新区、23个重点（卫星）城镇的户口迁移限制

属中国公民，凡本人愿意都可以在市政府确定的市区新区、市委确定的23个重点（卫星）城镇和各县（市）人民政府确定的新区办理户口落户，申请时应提交申请人及随迁人员的户籍证明、家庭关系证明、迁入地的居住或暂住证明。

八、放宽科技人才的户口迁移条件

凡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管理人才，在我市企事业单位或其它经济实体工作一年以上，本人及随其共同生活的直系亲属，可以申请户口迁移落户（没有合法固定住所的户口可落在单位内）。
申请时须提供书面申请报告、聘用合同书、申请人的《职称资格证书》（由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部门签发）或《资格等级证书》（由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签发）或毕业证书、申请人及随迁人员户籍证明、居民身份证、结婚证、家庭关系证明、迁入地的居住证明。

九、在我市投资兴办实业人员的户口迁移

1、外商、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在我市实际投资每30万美元，投资者可为其在境内的亲属在投资地的县（市、区）办理1名常住户口。每位投资者办理城市常住户口的名额不超过5名。
申请时须提供该企业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验资报告、年纳税数额证明、迁移人的户籍证明、外商与亲属的关系证明、投资地县级以上经贸部门出具的该企业经营状况证明，在迁入地有合法固定住所的提供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屋使用权证明，没有合法固定住所的户口可落在单位内或提供被投靠人的《居民户口簿》。
2、在我市投资、兴办实业，实际投资达20万元人民币或固定资产达20万元人民币的内地公民及随其共同生活的直系亲属，可将户口迁到投资地落户。
申请时应提供年交利税数额证明，户籍证明、家庭关系证明、营业执照、验资证明，在迁入地有合法固定住所的提供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屋使用权证明，没有合法固定住所的户口可落在单位内或提供被投靠人的《居民户口簿》。

十、简化干部、工人调动办理户口迁移材料

干部、工人被批准调动办理户口迁移，只需提供调入方县级以上（包括县级）人事、劳动部门调动通知书及居民户口簿或居民身份证。
上述第三项至第十项中要求提供的材料齐全的，当场填写《入户申请表》，由户口登记机关的户籍内勤民警直接办理；跨县（市、区）的，由迁入地县级公安机关户政部门核准签发《户口准迁证》。

十一、解决历史遗留的未落常住户口人员的落户问题

1、50、60年代流入山区、林区，长期在现居住地生活，原籍地已失去生活基础的人员；50、60年代由沿海地区迁到山区、林区，因生活不习惯倒流回原籍生活居住的，原籍地与流入地均无户口又无其他户籍证明材料的人员，可以向现居住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请落户。申请时须提供书面申请报告和居住房屋产权证明材料（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屋使用权证明，或村、居委会证明房产确属公民个人所有或继承祖业）。
2、婚嫁后居住在配偶处，户口未迁入现住地，而原籍户口已被注销，成为两地均无户口的人员及其未婚子女，可在现住地申请落户。
申请时须提供书面申请报告、原籍户口已被注销证明、配偶的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未落户的未婚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材料齐全的，当场填写《入户申请表》，由户口登记机关的户籍内勤民警受理后，交责任区民警调查核实，再报县级公安机关领导核准。

十二、其它事项

1、上列所有项目中，凡已到法定结婚年龄的未婚子女还须提供婚姻状况证明。已到法定结婚年龄的未婚子女的婚姻状况证明由迁出地的乡（镇）政府计生部门出具。
2、子女与父母亲的关系证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证明、家庭关系证明，由迁出地的户口登记机关和村（居）委会出具。
3、外商、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与境内亲属的关系证明由投资者提供书面报告，经投资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相关主管部门确认。
4、产权转移通知书由集资建房单位出具。
5、直系亲属指父母亲、配偶、未婚子女。
6、市委确定的23个重点（卫星）城镇为：芗城区的天宝镇、石亭镇，龙文区的郭坑镇，龙海市的角美镇、榜山镇、海澄镇、港尾镇、紫泥镇，漳浦县的旧镇镇、佛昙镇、盘陀镇，云霄县的莆美镇，常山华侨农场，诏安县的四都镇、桥东镇、梅岭镇，东山县的铜陵镇、陈城镇，平和县的坂仔镇，南靖县的靖城镇、奎洋镇，长泰县的岩溪镇，华安县的仙都镇。
7、市区新区的四至范围如下：
龙文新区：东起九龙江北溪江东桥，沿云洞岩风景区东边缘接龙文区柯坑、蔡坂，往北经好坑、新社、樟山至省道郊柏线（九龙大道），往南沿九龙大道至漳州大桥，往东沿九龙江西溪北岸至九龙江西溪与北溪交汇点，面积约3480平方公里。
金峰新区：东起芗城区漳华公路白牌村，往西至伍里铺，往南沿九龙江西溪北岸至上墩，往北沿规划厂西一路至北环城路，沿北环城路至新厝村接漳华路所形成的闭合线范围内，面积约1230平方公里。
8、各县（市）的新区由各县（市）人民政府确定。
各级公安机关要选配政治、业务素质好的民警担任各户籍窗口的户籍内勤民警，户政业务部门要加强对各户籍窗口的户籍内勤民警的业务培训、指导和监督，对政治、业务素质差、不按政策规定办事、故意刁难群众的，要坚决调离户籍窗口，对违法乱纪的，要依法查处。对符合政策规定在城市或城镇落户的，各地区、各部门不得收取城市增容费或各类附加摊派的费用，也不得要求公安机关为其乱收费、“搭车”收费验“票”把关，更不得以收费作为核准入户的依据和条件。

本《实施意见（暂行）》由漳州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下称《行政诉讼法》）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公民合法权益的一道重要保障线。这部法律出台后已施行21年，至今未进行过修改，但由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过一系列司法解释（包括“解释九十八条”、“证据八十条”、3个涉外行政诉讼解释、关于协调和解的意见、管辖规定、撤诉规定、适用法律规范纪要、信息公开案件规定等），来辅助其具体实施，这使得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规范体系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小到大，逐渐得到丰富和具体适用，对于依法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大力建设法治政府，发挥了特殊的积极作用。

　　经过21年的司法实践，这部法律的诸多缺陷已显露出来。如何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符合现实国情地修改《行政诉讼法》，通过行政审判制度、机制和方法创新，推动我国行政法治发展和法治政府建设，已成为紧迫的社会需求。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在2011年3月正式宣布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修旧法”的任务与“立新法”的任务并重，三大诉讼法都纳入了修法计划，《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调研工作已经启动，人们对此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尽管司法实践早已表明我国《行政诉讼法》亟需进行修改，但其出路是什么？宜作大改、中改还是小改？修改过程中应遵循什么原则？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修改？这些问题都亟需系统地作出回答。

　　面对如此重大的现实课题和系统工程，总结《行政诉讼法》多年施行的经验教训，结合行政法治发展的客观要求，笔者以为该法的立法精神和基本框架现在仍然可行，无须根本否定；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行政法治发展的要求，亟需加以修改补充。简言之，把那些已看清楚问题症结所在并就解决思路形成共识的内容（包括通过司法解释已在行政诉讼实践中尝试得到检验的内容）加以调整修改补充，其他内容暂不改动，也即采用适度修改的中改方案，可能是比较适宜的。在修法过程中，应当注重研究解决如下制度创新与改进的课题：

　　一、贯彻优先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一章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里的表述顺序是行政诉讼立法的直接目的、终极目的、间接目的、立法依据。我认为，有必要对行政诉讼立法目的之内容和表述顺序进行调整完善，在《行政诉讼法》第一条按照行政诉讼立法的终极目的、间接目的、直接目的、立法依据之顺序进行表达。故建议将《行政诉讼法》第一条修改为“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将行政诉讼立法的终极目的也即首要目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法律文本开篇就鲜明地提出来，表现出本法的基本品格，有助于统领整个法律文本的体系建构和内容安排。

　　二、应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受案范围过窄，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二是《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列举的八类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标准不统一，从立法技术上讲存在瑕疵；三是“肯定列举”的叙述模式不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须要扩大，有必要通过明确赋予诉权并简化诉由的方式来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适宜采用概括式肯定规定加上列举式否定规定，再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审查范围，并根据检察监督原则增加公益行政诉讼，这样的受案范围更能体现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新型关系，能够加大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具体来说，建议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有权就行政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争议是指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产生的需要通过法律调整的争议。”“公民就行政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述规定的要点在于：首先，以“行政争议”代替“具体行政行为”作为界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准；其次，以“肯定概括加否定列举”模式代替“肯定列举加否定列举”模式，来叙述受案范围；第三，实际上将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也纳入了行政诉讼的附带审查范围。作此修改的主要理由在于：

　　其一，《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是我国公民具有行政诉权的宪法依据。《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可看作是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行使行政审判权的宪法依据。《行政诉讼法》作此修改的设计意图，主要是从公民诉讼权利和法院的司法审判权力两个方面，以及从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的角度，来审视和建构行政诉讼制度。

　　其二，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行为，行政争议，这些概念中哪一个能够更好地与行政诉讼范围相衔接呢？对此，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一直在进行探讨。众所周知，《行政诉讼法》以“具体行政行为”作为界定受案范围的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以“对行政行为不服”概括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没有使用“具体”二字；而“具体行政行为”也好、“行政行为”也好，实际上最终都是因为引起了行政争议而被起诉到法院。鉴于行政争议的提法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且在着力保障公民权利和扩大行政诉讼范围这一点上现已达成较多共识，故以“行政争议”作为界定受案范围的基准能更好地与现有法律话语系统衔接，在《行政诉讼法》第一章总则中对此共识予以认同并加以规定是必要的。此项修改的设计理念在于确立一种以行政争议为中心、以公民的诉权和法院的审判权为重点的起诉－受理（审理）模式，有利于实现三者之间（指公民与法院、公民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诉讼法律关系的合理安排。这就有利于保证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合法权益获得有效救济，同时促进依法行政。

　　其三，《行政诉讼法》以“肯定列举”模式来叙述受案范围，不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相对人权益；而且，这种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列举不可能穷尽，分类标准不一致，容易在法律实践中导致交叉和混乱。而以“肯定概括”模式来叙述受案范围，较有弹性，在必要时能够最大限度扩大受案范围，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三、应扩大行政诉讼参加人范围

　　从多年的实践效果看，《行政诉讼法》关于诉讼参加人的规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行政诉讼原告的范围狭窄，资格的确立规则不明确；未规定行政公益诉讼，在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又无行政相对人起诉的情况下，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确立规则不明确，第三人的范围比较狭窄；未建构诉讼代表人制度，在当事人众多的情况下不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等等。故亟需进一步明确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确立规则和范围，建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明确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范围，明确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确立规则并扩展其范围，规定行政诉讼代表人制度及其具体内容。

　　建议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其权益或对其造成不利影响的公民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公益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人民检察院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提起公益行政诉讼。在人民检察院不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情况下，公民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提起公益行政诉讼。”“同提起诉讼的行政行为或者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作此修改的理由在于：

　　其一，行政诉讼的原告首先应当包括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事由既包括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权益直接造成侵害，也包括非直接造成侵害（即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带来了不利影响），同时应包括《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其二，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有可能对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有时并无直接、具体的相对人因为受到伤害提起诉讼。在此情形下，为更好地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必要规定公益行政诉讼。公益行政诉讼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原告范围。当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公益行政诉讼制度，有必要对国外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加以考察借鉴。在英国，法律对于公益的司法救济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但在当事人起诉资格自由化方面也有了一些发展，总体而言行政法上的救济手段是朝着统一和宽泛的起诉资格方向发展（例如检察总长为了公共利益可以主动请求司法审查，在私人没有起诉资格时还可以帮助私人申请司法审查，作为居民利益代表的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区的居民利益也有资格申请司法审查）。在美国，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不断降低原告资格要求，自然人、法人、社会组织和政府机关都可以提起公益行政诉讼。在日本，规定了类似于公益行政诉讼的民众诉讼，对于原告的资格要求也很宽泛。[1]我国在建构公益行政诉讼制度时，对于原告资格当下宜作适度限制。众所周知，在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往往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公民带来程度不等的不利影响，如果赋予其提起公益行政诉讼资格，会有利于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保护。但由于多种原因，公民在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有可能不敢、不愿、不会提起公益行政诉讼；这时，首先由检察机关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提起公益行政诉讼，这是必要的、适当的、高效的。当然，从操作实务考虑，有必要将公益行政诉讼的提起主体分为两个序列，由检察机关作为第一顺序，其他提起主体作为第二顺序。也即在人民检察院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不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情况下，公民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可由其提起公益行政诉讼。

　　其三，《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第三人的基本要件是：“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从比较法的视角来考量，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法国、德国、奥地利、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关于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规定虽然不同（例如称谓、种类及相关法律条文表达有所差异），但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范围大同小异，往往不仅包括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还包括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而且，所谓“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并不能完全为“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这一概念所包容。例如以民事法律关系为中介的第三人，很大一部分是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因此在第三人的确立规则中应该增加“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

　　四、应扩大行政诉讼救济范围

　　从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实践来看，行政诉讼救济范围是逐渐扩展的。影响这一进程的因素很多，例如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司法资源的增加，诉讼理念的演进，等等。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进一步扩大行政诉讼救济的范围，除了违法侵权责任以外，将行政合同违约责任、行政指导过错责任、公共营造物致损责任以及补偿责任等等纳入救济范围，已是客观要求。故笔者就此提出如下建议和意见：

　　1．建议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因违法或者过错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行政机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或参照民法相关规定承担责任。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指导的过程中由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责任。行政机关的合法行政行为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补偿责任。公民单独就损害赔偿、补偿提出请求应当先由行政机关解决，对行政机关的处理不服或行政机关逾期不予答复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作此修改的理由是：其一，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没有对赔偿责任进行规定，其原因在于《民法通则》第六章“民事责任”中已经对民事赔偿责任的有关问题作出了规定；而相比之下，却没有与《行政诉讼法》相配套的统一的行政实体法，因此在《行政诉讼法》中对赔偿责任进行统一规范是必要的。其二，赔偿责任的理由不应仅限于侵权，还应包括违约、过错、风险等。随着现代行政行为方式的多元化，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已成为广泛运用的广义行政行为，行政实务中频频出现的行政合同违约、行政指导致损等现象，却往往由于法律规定的欠缺而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本条的主要设计思想是将行政合同违约的赔偿责任和行政指导致损的过错责任包容进来，使行政合同行为、行政指导行为规范地成为《行政诉讼法》的调整对象。其三，建议将行政补偿也纳入《行政诉讼法》。具体理由在于：（1）行政权力的行使有合法与违法两种情形，由于行政权力本身具有强制性和危险性，即使是合法行使也存在对公民个人造成伤害的危险，故有必要将行政补偿制度纳入《行政诉讼法》。补偿的理论基础为“公平负担原则”，补偿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调整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或团体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而我国在立法上已对此作出了一定的回应。[2]（2）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有如下共同点：第一，都是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第二，都是行政权的行使造成的结果；第三，都是对受损合法权益的弥补方式；第四，弥补损失都可以采用金钱给付方式。基于以上共同点，在《行政诉讼法》中规定行政补偿适用行政赔偿的程序是可行的。相应地，行政机关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也需作补充，即建立以违法或过错责任为主、无过错责任或补偿责任为辅的多元归责体系。过错主要针对形式合法但实质不合理的行政行为；无过错责任原则是针对公共营造物设置管理不当而承担的赔偿责任。（3）适时地将行政补偿制度纳入《行政诉讼法》，有助于完善我国行政救济法律体系。

　　3．建议在《行政诉讼法》的执行一章中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设立与行政诉讼相配套的国家专项赔偿准备金，由各级财政直接统一管理。人民法院作出的有支付内容的判决生效后，同时签发支付令。胜诉的当事人持判决书和支付令到被告所属一级政府的国家专项赔偿准备金指定代管银行领取赔偿金。财政经费管理机关从被告行政机关下一年度财政拨款中直接扣减。”

　　作此修改补充的理由是：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赔偿制度架构不尽合理而造成赔偿渠道不顺畅，导致每年大量的行政赔偿金闲置未用，而胜诉的行政相对人却得不到及时赔偿，其权利最终得不到实际救济，形成“司法白条”，大大伤害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严重影响到有关国家机关的信用和权威。建立法院支付令制度，完善国家专项赔偿金制度，有助于提高我国行政赔偿、补偿制度的有效性、权威性。该法条创设的救济机制，主要特点在于直接性和通畅性。这种直接模式有利于避开行政机关的阻力，克服执行生效裁判文书需另行立案才能执行这一严重浪费司法资源、造成巨大社会成本的不合理现象，与其他方案相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法院支付令的制度设计可参考英国的特权令（prerogative orders）之一的执行令（mandamus）制度。[3]正因为如此，现在有必要通过建立健全我国法院支付令制度和赔偿准备金制度，更有效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五、行政诉讼立法应兼顾公平与效率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公法制度和公法学的一个永恒话题，也是行政诉讼法制实践和《行政诉讼法》修改工作中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在逐渐形成共识的几个程序性制度环节，应果断决策、积极创新，努力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有效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例如，诉讼期间原则上停止所争议行政行为的执行，一部分案件适用调解方式和简易程序，等等。具体的修改建议和意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