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观要件中对“明知”的认定问题的探讨

郭山珉

主观罪过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它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和内在根据，而探讨研究犯罪的主观罪过中的“明知”问题，则对于我们确定犯罪行为的性质，衡量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从而对于解决犯罪人的刑事定性、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而犯罪故意，则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心理态度，没有犯罪故意就不能成立故意犯罪，二者是密切联系的。以往的教科书和学说界对何为故意犯罪，未持有异议，这是因为我国刑法14条对此已作了规定解释，下了定义，但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是否应包括在明知内容之中？这在刑法理论上争议颇多，笔者就此谈点个人观点，供商榷。
根据辨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人的心理状态，主要是由他的意识活动和意志活动组成。而人的意识和意志，是高度组织了的物质即人脑的产物。这就是说，人的心理活动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从物质世界产生并依赖于物质世界，因此，人们的感觉、意识、观念、概念以及整个思想活动，作为一种心理事实，是客观世界的反映。
意识因素是指人们在进行社会活动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人们的行为活动只有在认识活动的基础上，才会有明确的指向对象，才能有确定的行动方向，才能实现理想的目的。因此，意识因素是主观罪过的首要内容，主观罪过的成立与否首先取决于意识因素的有无。
意志因素是指人们在进行社会活动时，对即将要实施或正在实施的行为具有支配和控制的心理活动。在主观罪过的心理活动中意志因素是在意识因素基础上形成并直接决定着行为的发展方向和行为的价值取向。所以，在主观罪过中，意志因素是最终决定主观罪过性质的内在依据。
犯罪故意也是由两个因素构成：一是认识因素，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意志因素，即行为人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犯罪故意是以认识因素为基础的，意志因素不过是在认识因素基础上形成的决定行为实施的内在力量。具体而言，犯罪故意具有以下特征：
（一）、在认识因素上，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明知”是犯罪故意认识因素的前提和标志，表明行为人在决意实施某种行为之前，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实施这种行为将对社会利益构成的危害。就认识的内容而言，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作为犯罪故意认识因素的“明知”，主要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所具有的危害社会性的认识，只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认识因素就已经符合犯罪故意中“明知”的要求；另一种观点认为，违法性是犯罪社会危害性在法律上的表现，对犯罪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认识应当以对违法性的认识为客观参照标准，主张以“违法性的认识”去替代“社会危害性认识”；第三种观点认为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不是“明知”的必要内容。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我们认为，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不是故意犯罪明知的必要内容，不但是由决定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是一般的社会危害性）的依据和标准的这一不属于明知的内容的刑事违法性所决定的，而且也是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具有相对独立的行为的客观属性所决定的，它没有必要被纳入到故意犯罪行为人的认识内容中而作为犯罪故意成立的基础。其理由是：第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客观的属性，因此对它进行的评价标准也同样是客观的，它并不会以行为人有无认识、如何认识而随意发生变化。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这一客观属性，也不影响我们评价社会危害性有无的客观标准。第二，将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纳入犯罪故意明知的范围，无助于对犯罪故意的正确认定。如果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但行为实际上不具有刑事违法性，依然不能成立（故意）犯罪。第三，在社会现实中，认识错误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如有的行为人对他人实施“安乐死”，自以为是解除患病者的痛苦，因二不存在社会危害性。但法律却不会因此而否认其犯罪故意的存在。又如有的妇女在遭受强暴时奋起反抗杀死不法侵害人，自以为是“杀人犯法”已具有社会危害性，但这一行为在事实上不存在社会危害性，法律也不能以行为人的自我认识为标准认定她已具有犯罪的故意。不可否认，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人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有认识的，甚至某些犯罪的故意还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刑法规定的特定事实，如销赃罪、洗钱罪等，否则不成立该罪。但这种认识是在行为人故意认识因素已经具备的基础上，再结合行为人的意志因素希望或放任所造成的结果来确定为故意犯罪。当然这里所说的结果，需按照刑法分则规定具体罪的构成要件来确定，既可以是结果犯，也可以是行为犯；既可以是实行犯，也可以是帮助犯；既可以是对结果的概括性认识，也可以是对因果关系的基本部分的认识。
（二）、在意志因素上，必须是行为人对将要发生的危害结果持“希望”、“放任”态度，既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希望”和“放任”是人在意志倾向上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它们共同构成了犯罪故意“明知”的意志因素。所谓“希望”，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一结果的发生，发生危害结果是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所要实现的目的，它常常是通过行为人外在的，促使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积极行为得以体现的。希望意志具有三个特征：其一，希望具有目的性，以目的为核心，犯罪目的是希望意志的核心和指向，是希望意志的始点与归宿。其二，希望具有积极性，行为人希望实现主观的目的，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客观世界，最终满足自己的愿望，因此，希望增强了行为人犯罪的意志。其三，希望具有坚决性，希望的通俗解释是“追求”，行为人会千方百计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在行为上，希望意志的坚决性即可以反映在犯罪的预谋上，如制定周密的计划，进行犯罪的准备，也可以表现在犯罪的实行上，如攻击被害人的要害部位，反复实施侵害行为等。而所谓“放任”，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仍然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行为人对已经明知的危害社会结果既不积极追求，也不坚决反对，而是听任其发展的心理。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行为人常常表现出对其行为导致的危害社会结果的漠不关心，显示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并不违背行为人意愿的状态。在司法实践中，“放任”通常有三种情况：第一，为实现某一犯罪的意图而放任另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对同一对象实施犯罪行为时，放任另一危害结果的发生。例如，行为人为了抢劫被害人的财物而使用暴力，对被害人死亡持放任态度。这种情况通常是按结果加重处理。二是对某一对象实施犯罪行为时，放任对另一对象造成危害结果。例如，丈夫为了杀妻子，在妻子的碗里投放毒药，明知孩子因分食会中毒，由于杀妻心切而放任孩子的死亡。第二，为实现一个非犯罪的意图而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例如，猎人为了击中猎物，对正在猎物旁割草的小孩子可能被一同击中而不顾，结果一枪打出，击中小孩。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放任的间接故意，不存在犯罪未遂的问题。第三，并非明确追求具体后果，而是在瞬间的情绪冲动下不计后果地实施危害行为，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例如，聚众斗殴中有的人临时起意，拔刀就捅，不计后果，对死亡结果有预见，但不是明确的希望死亡的发生，而只是抱住放任的态度。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说，持希望意志的直接故意在主观恶性上较持放任意志的间接故意要深些，但这不是绝对的。我国刑事立法对两种故意未作处罚上的区别对待是有深刻道理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意志因素主要反映罪过性质，而不在于主要反映主观恶性的深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14条对故意犯罪认识因素的规定落脚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上，并不具有充足的理论根据和实践依据，因此应当修改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在事实上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样的规定表述表明行为在事实上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已不在行为人的明知范围之内。因为事实上的社会危害性是出现在行为实施之后，因此，行为人对此有无认识已不影响到犯罪故意认识因素的成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有可能将犯罪故意的认定标准贯彻于司法实践的全部与始终，才能有效地维护法制的严肃性与统一性。

作者单位：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 联系电话025-85821258






市场价格法律机制初探
卓泽渊

市场价格的法律机制是法律化了的市场价格机制的核心。它对整个市场法律机制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影响，是市场法律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律作用于市场价格机制的表现和结果。构建市场价格法律机制是建立市场经济法律机制的极其重要的内容。然而，法律学与经济学研究都未能对此提供较为成熟的构想，本文拟对其作一个初步的探讨，以抛砖引玉。
一、市场价格法律体系的静态雏形

市场价格法律制度及其体系的建立是市场价格法律机制建设的首要环节。如何制定价格法律制度、构筑价格法律体系，学者们各执一词。在笔者看来，市场价格法律制度应是一个有机的法律子系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考察，它由不同类别的多个元素构成。这种多角度、多层面构架并不相互否定，而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价格法律体系作出的描述，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检审价格法律机制，完善并建立更好的法律机制。

（一）从法律形式角度看，价格法律体系应是以有关价格的宪法性原则规定为最高指导，以价格基本法、价格行政法规和价格地方法规为基本内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重要补充和保障的整体。

１．有关价格的宪法性原则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价格法律当然不能例外。我国宪法确认的市场经济体制、所有制形式、分配原则等对于我国价格法律具有先决条件和基本前提的重要意义。任何价格立法都必须以其为要据。

２．价格基本法。价格基本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关于价格的基本法律，是依据宪法性原则规定制定的，调整我国价格关系的基本法律制度，同时也是其他一切价格法规的依据。在整个价格法律体系中，价格基本法是关键和核心，影响着整个价格机制、价格法律体系和价格法律机制。

３．价格行政法规。价格行政法规是由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依照宪法和价格基本法的规定，为了贯彻宪法和价格基本法而制定的调整价格关系的行为规则。其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价格关系的各个方面。它不是仅就某个价格关系作出的具体规定，而是就价格关系制定的综合性行为规范。

４．价格地方法规。价格地方法规是我国享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以宪法、价格基本性、价格行政法规为指导和根据的，以调整本地区特殊价格关系为内容的地方性法规。价格地方法规应具有地域性和特殊性。它是特定的地方立法机关针对本地区价格关系的特殊情况制定的，在本地区范围内有效，而又不与上级价格立法相抵触的价格行为规则。地方价格立法的成立依据在于各地价格关系的特殊状况和特殊性质，在于宪法和法律的立法授权。

５．其他有关价格的法律规定。在宪法、价格基本法、价格行政法规、价格地方法规之外的，有关行政法、民法、刑法、乃至税法、财政法、金融法、工资法、社会福利法等法律部门中，也存在着有关价格关系的法律规定。比如，其他行政法规中，可能有关于政府价格管理机关、价格管理权限以及价格行政违法行为等的规定；刑法中可能有关于价格犯罪行为，以及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税法、财政法、金融法、工资法、社会福利法等中可能有对价格实行间接调控或处理价格相关问题的法律规定。

（二）从调整对象的角度看，价格法律体系应是以价格基本法为主导，由农产品价格法律、工业品价格法律、矿产品价格法律、交通运输价格法律、技术价格法律、生产要素价格法律和非商品收费法律等构成的整体。

１．农产品价格法律。农产品价格法律是粮、油产品购、销价格的形成及其管理的法律的统称。随着改革的发展，自由价格体制的形成，农产品价格基本上都由市场决定，法律的意义在于保证农产品市场价格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鼓励和扶植农业发展，法律主要应为农产品价格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和扶助措施，必要时得设立保护价格。

２．工业品价格法律。工业品价格法律在价格法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国家只对工业产品中极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实行干预，而绝大部分工业品的价格都由市场调节。工业品价格法律的目的也旨在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引导并保证价格机制的正常运转。

３．矿产品价格法律。矿产品价格在我国一向偏低，除了极少量是由供求关系导致的以外，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原有价格体制和产业体制所决定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国际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恢复，矿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对接必然会影响矿产品价格的变化。法律的引导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

４．交通运输价格法律。交通运输价格较之其他价格具有自身的特点。国家对交通运输价格的形成、管理也许最终仍不能完全不管。因为极其重要的交通、运输事业总要由国有企业经营，国家对其价格的制定状况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市场价格秩序。国家法律对某些交通运输事业的管理，在整个价格管理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５．技术价格法律。在技术市场中，专利和专有技术都是价格的客体。在专利转让、专有技术转让上都有一个收费的问题。法律应引导市场形成正常的技术价格，为技术转让提供一些基本的价格准则，以鼓励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６．生产要素价格法律。生产要素本身并不一定具有价值，但它们却是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基本元素，是价值得以产生的必要前提。生产要素的数量稀缺性和经营垄断性，使其具有了市场价格。作为生产要素的资金，价格表现为利息；土地，价格表现为地租；劳动，价格表现为工资，等等。如果这些生产要素没有价格，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生产要素会被无偿使用、被浪费。生产要素的价格研究在我国相当薄弱，生产要素的价格法律在我国严重缺乏，但生产要素的价格问题在我国已相当繁多，生产要素价格的法律调整是我国急需解决的现实难题。

７．非商品收费法律。非商品收费的范围十分广泛，内容十分复杂。其中包括旅游收费，民用房租费、旅店、宾馆、招待所收费，医疗收费，学生学杂费，公园门票费，电影、戏剧票价，以及洗澡、理发、照相费，过路过桥费等。这些收费的制定和管理尤其需要法律，甚至专门的法律予以调整。
二、市场价格法律运行的动态构架
（一）价格形成中的价格法律

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从一个意义上说，就在于价格体制的改革。而整个价格体制改革的核心又在于改革价格形成机制，实现价格机制的转换，建立起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既然是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当然不是纯而又纯的绝对市场价格，在某些方面也还必须存在一定的计划价格。唯其如此，价格法律在价格形成机制上的作用才显得特别重要。
由于我国长时期实行计划价格，在从全面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为主的价格形成机制转换的过程中，价格法律必须作出如下努力。
１．依法建立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１）确认市场价格主体的法律地位

在我国原有的价格体制中，价格的决策权主要控制在政府手中，商品的真正生产者和经营者无权定价。我国正在进行的价格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从价格的政府制定为主转变为企业制定为主。即是，除极少数商品和劳务由政府定价以外，其他所有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直接由生产者和经营者根据价值、供求、自身利润自主定价。价格制定权的转移，已为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所确认，然而在实际执行中问题不少。一是有的政府管理部门仍不愿放弃定价权利，二是有的企业在政府放权后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的定价权利。结果，企业仍未能成为真正的价格制定主体，不能自主地进行价格决策。我们应运用价格法律将这一权利进一步具体化，防止政府管理机构定价权利膨胀或定价权利放而又收；引导企业自主地进行价格决策，自主定价，切实享有定价权利；保护企业自主定价权利，使其免受非法干预和侵犯。
（２）提供市场价格形成的转换条件

在我国原有的价格体制中，计划价格是最主要的价格形式，而计划价格中又以指令性价格为主。我国正在进行的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在于将整体的价格计划形成形式转变为价格市场形成形式，将计划价格为主的价格体制转变为市场价格为主的价格体制。法律在价格形成形式从计划形成方式向市场形成方式的转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而且必须严格确定计划形成价格的范围，确保整个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形成形式占主要地位。同时法律还可以努力使计划价格的形成建立在实在的市场基础上，既反映政府意志，也反映价值和供求关系。在价格形成形式的转换过程中，旧形成形式惯性的依法遏止，新形成形式的依法建立都需要法律作出有效的保证。没有法律提供必要的条件，即使国家作出了价格形成形式转换的决策，社会价格仍将会在旧形成形式上滑行。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又是新的价格形成形式得以全面确立的促进器、助动力和推动者。
（３）更新价格形式的法定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