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理性思考

张海燕


摘 要 侦查讯问中，赋予律师在场权一方面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滋生，增强侦查讯问的透明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也会对侦查活动形成干扰。是否建立律师在场制，应做客观全面地论证。
关键词 讯问 律师在场权 犯罪嫌疑人 刑讯逼供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权内容主要包括：会见权、通信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以及讯问时律师在场权，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但律师正式行使刑事辩护权的时间仍是从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通行的观点将侦查阶段律师享有的上述权利，称之为“有限的律师帮助权”。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并不享有辩护权，有限的律师帮助权中也不包含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但鉴于国内对在立法上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加以理性的分析。
一、主要国家对讯问中律师在场权的法律规定
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自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开始直到侦查终结，在侦查机关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均有权在场，犯罪嫌疑人也有权要求其律师在场。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的基石，侦查阶段也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最脆弱的阶段，因此各国在刑事诉讼中均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主体地位和对他们防御性权利的保障。从对两大法系刑事司法制度的考察来看，两大法系中的多数国家在法律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中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但并不是每个国家在法律上都赋予了律师享有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场的权利，即使赋予了此项权利，其在法律规定上也不尽相同。
美国通过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的判例，明确要求侦查官员在讯问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对受到拘押的犯罪嫌疑人，不论在指控前或指控后，讯问时都应当有律师在场方为合法。在英国，律师接受委托或指定后，须尽快会见犯罪嫌疑人，在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实施讯问时，有权自始至终地在场。在德国的刑事侦查程序中，在由法官、检察官主持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一般都有权在场，而在司法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辩护律师无权在场。法国的侦查分为初步侦查和预审两部分，在初步侦查阶段，律师在司法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无权在场，但在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重罪嫌疑人进行的讯问中，律师可以始终在场。预审程序中，未经被告人同意，预审法官将不得对其进行讯问;即使其同意接受讯问，也必须在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才能生效。意大利法律规定:司法警察在初步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通知辩护律师在场，否则讯问所得的陈述笔录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俄罗斯1995年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辩护人从被准许参加诉讼时起，……;有权在提出控诉时在场，参加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及其他调查活动;……。参与侦查过程的辩护人有权向被讯问人提问，并有权对所参加的该侦查行为的记录是否正确和完整提出书面意见。”
无疑，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作为外部监督制约力量，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防止侦查讯问权的滥用，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确保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可靠性与合法性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制度是没有弊端的。
二、解读律师在场权与刑讯逼供的关系
刑讯逼供是侦查实践中的一个顽疾。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趋势看，日益走向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这条主线。这对刑事诉讼的特殊阶段—侦查，提出了严峻挑战。笔者认为要全面认识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意义，有必要澄清两个认识误区：其一，“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不等于“反对自证其罪”，在侦查讯问中，这个原则强调的是“强迫”，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犯罪嫌疑人就应有容忍讯问的义务；其二，侦查机关讯问嫌疑人的目的在于获取供述或听取其辩解，形成可以在审判中用作证据的讯问笔录或其他证据形式，并且可以借此发现其他证据，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供述。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符，既不利于打击犯罪也损害了司法公正，应坚决予以遏制，这是不容置疑的。口供作为重要的证据以及其在侦查破案中的特殊作用，使得各国在刑事案件侦查中仍然十分重视口供的使用，并在讯问程序上不断予以规范，口供的法律地位并不因为现代侦查技术的发展和对于“外部证据”的侧重而受到影响。讯问只是产生刑讯逼供现象的一个环境因素，并不是滋生刑讯逼供的根源，强调律师在场权与遏制刑讯逼供之间的必然性是一个误区，不应因为存在刑讯逼供，就企图削弱讯问的功能，因噎废食不可取。
对于刑讯逼供，笔者以为可以通过以下制度设计来控制：㈠实行侦押分离，将羁押机构中立化，明确羁押机构的职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侦查机关的非法侵犯，否则追究其相关责任；㈡对讯问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同样可以增加讯问过程的透明度，当然，对讯问实施录音、录像在制度设计上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㈢司法实践中应加强贯彻排除非法口供证据效力原则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条虽然明确了对非法取证的否定态度，但作为一个法律条文而言，是不完整的，缺少处理性规定，操作性不强。正如高悬严禁吸烟标志的公共场所总会有不自觉的人吞云吐雾，这种人对治安员和群众的道德谴责或者不理睬，或者稍微收敛，但面对罚款就不会无动于衷了，有了经济惩罚恐怕就没有多少人会明知故犯了。利益的触动往往比道德谴责更有效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果在庭审中，被告人提出侦查机关对其实施了刑讯逼供，这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侦查机关承担证明讯问人员没有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举证责任。㈣《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受到刑事控告而被逮捕或监禁但尚未审讯和判刑的人，在会见律师时，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和律师的会谈，可以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笔者以为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同样可以借鉴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的以上做法，即目光监视，两者的道理是相通的，只不过是将律师和警察的位置调换一下而已。这样做，既把律师干扰讯问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又便于律师监督讯问人员是否有刑讯逼供行为。㈤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按照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定罪并从重处罚，对刑讯逼供者严厉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职能。以上措施都可以有力地制约刑讯逼供。
三、律师在场权与侦查讯问权的冲突
首先，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辩护律师所要承担的诉讼风险不同。侦查机关承担着严格举证责任，在侦查终结时，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为了使犯罪嫌疑人受到刑事追究，必须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形成完整、严谨的证据锁链，排除其他合理性怀疑，得出唯一的结论，才不至于被法庭否定。而辩护律师只要拿出一个有力证据，就足以粉碎侦查机关耗费大量侦查资源构建的证据体系，侦查成本与侦查效益严重比例失调。最能说明此问题的当属辛普森一案了。在庭审中，控方指出辛普森多年来暴力虐妻（并有报警记录），有血迹和染血手套等铁证，辩护律师则强烈攻击控方证据的漏洞，如辛普森不可能有足够时间行凶并毁灭凶器和衣服等，特别针对被告的手穿不进血手套，同时攻击作供的警方证人是种族歧视者以打击证言的可信性，强调控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未能达到“毫无合理的疑点”的标准。辛普森案件的审讯耗时九个月，耗费纳税人巨额资金，随着辛普森被判无罪，追诉机关的努力也付之一炬。
其次，讯问作为侦查机关获取犯罪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是构建证据锁链中的重要一环，而律师在场权无疑弱化了侦查讯问的效能。犯罪嫌疑人是拥有最完整犯罪信息的主体，而侦查讯问则是获取犯罪信息的一个切入点，同时也是获取其罪轻、无罪的信息的一个途径，应指出的是侦查讯问应是在一定有罪证据基础之上进行的，否则侦查讯问则有可能触犯法律，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再次，侦查讯问是讯问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的活力对抗，讯问的有效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攻势，打的是心理战，以求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痕迹，“勘查”的是犯罪心理现场。我们都期望犯罪嫌疑人“完全自愿供述”，但实践证明这只是一个侦查讯问的理想状态而已，出于趋利避害心理，犯罪嫌疑人总是试图掩饰自己的犯罪事实，给讯问工作制造种种障碍。律师在场制度的目的之一旨在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心理支持，减缓其心理压力。试想，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侦查讯问也就形同虚设，讯问策略也就失去了有效实施的环境。另一方面，律师也可能因不懂侦查讯问的专业知识，无法正确理解讯问策略，干扰讯问，极易给讯问人员扣上骗供、诱供、逼供的黑帽子，使得侦查讯问人员的职业风险性加大。
四、质疑律师在场权的理论根据
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相对侦查机关而言是弱势群体，强调增强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孰弱孰强，笔者认为这要看划分的依据是什么，诚然，从权力角度看，犯罪嫌疑人是弱势者，侦查机关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做后盾。但要看到之所以国家赋予侦查机关强大的侦查权，首先在于被害人才是最需要司法救济的弱者，侦查机关代表国家和被害人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其次在于从犯罪信息角度讲，犯罪嫌疑人处于信息优势，他最清楚自己是否犯了罪。侦查活动作为一个回溯性、由果推因的过程，获取犯罪信息的有无或多少具有局限性和被动性。由于信息的不平衡，就需要赋予侦查机关较大的侦查权力来弥补这种不平衡状态。
增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对抗能力，使其与侦查机关“平等武装”，实行对抗式侦查。笔者以为这种提法有待商榷。防止侦查权滥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但不能矫枉过正。对于侦查机关不能过于苛求，其在合法的范围内应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权力要制约，又要相对独立，才能有效履行职能。在侦查机关的对抗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高的情况下，一味强调提高犯罪嫌疑人的对抗能力，追求所谓的“对抗平衡”，不仅不利于追究犯罪，实际上还变相地包容了犯罪嫌疑人的非法利益。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总体趋势就是不断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尤其在审判阶段，更是通过立法使得被告人的抗辩能力显著提高，笔者更赞成“对抗式庭审”而非“对抗式侦查”，如果侦查阶段的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如未按法定程序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会在庭审中遭到辩护律师的质疑，也不会被法庭作为定罪证据采纳，起到过滤作用，从而促使侦查讯问人员合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我们的司法理念是不枉不纵，既非西方的宁纵勿枉，也非宁枉勿纵。以辛普森案为例，他在刑事诉讼中胜诉，民事诉讼中却败诉，原因在于其在民事诉讼审判作证时漏洞百出，而在刑事诉讼中因其享有沉默权，所谓言多必失。在美国，从警察讯问开始，律师就可以全面介入。从第一次讯问开始，律师就可以代表犯罪嫌疑人出席和辩护(包括代替犯罪嫌疑人回答问题，除非其不愿请律师)。律师全面介入警察讯问对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利，但对侦查干扰较大。
对于侦查讯问，现在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规范它，使其在法治的轨道上正常运行，促进侦查破案效率的提高，而不应一味地去限制、削弱其功能。国内一位学者曾言：“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扩大辩护律师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对此，笔者更愿意借用美国一个法官的话：“我们过于频繁地追求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我们是否应三思而后行？

中共中央宣传部 等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劳动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试行条例》的若干规定
1990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劳动部、财政部

为了正确贯彻执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试行条例》（以下简称《试行条例》），认真做好评聘工作，特制定如下规定：
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的评聘范围是：在企业中专职从事党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指企业党委的负责人、组、宣、办、研究、统战等部门和纪委中直接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职人员，专职党总支、党支部书记和编制在行政序列的宣传、宣教部门直接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职人员）。兼有行政或技术职务的人员，应按有关规定在其主要工作岗位参加专业职务的评聘。企业工会中专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指企业工会的负责人、宣教、组织、研究、女工部门中直接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职人员）和企业共青团组织中专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可参照《试行条例》和《若干规定》评聘专业职务。上述部门中非直接和非专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不参加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的评聘。
为了加强对评聘工作的领导，担任企业党委主要领导职务的同志（指党委正、副书记和纪委正书记）先不评。
凡按照人薪发〔1900〕10号文件规定，列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调资范围的单位，不列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评聘范围。
任何地方和企业都不得擅自扩大评聘范围。
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各档次的比例限额，应在国家规定的专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数额内确定。由企业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在定编制、定岗位、定人员、定职责的基础上提出设置方案，报上级主管部门核准。
首次评聘的比例限额，由上级主管部门统一掌握。大型、特大型企业高级专业职务的设置一般应控制在专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总数的3—5％以内，中级专业职务一般应控制在25—30％以内；中型企业高级专业职务一般应控制在2—3％以内，中级专业职务一般应控制在20—25％以内；小型企业一般不设置高级专业职务，个别需要评聘高级专业职务的，应专门报批，中级专业职务一般应控制在15～20％以内。对比例限额的使用要留有余地。个别人才密集单位，需要突破高级专业职务比例的，应由省部级主管部门综合平衡后报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三、各级评审委员会的组建，应按《试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计划单列市以及有条件的特大型企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家部委批准也可以单独组建高级专业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
高级专业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一般由11至13人组成，中级专业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一般由9至11人组成，初级专业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一般由7至9人组成。各级评审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1至2人。
首届评审委员会成员，由各级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评定工作领导小组从政治理论和专业水平较高、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或熟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其它专业系列中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中选聘。
四、评聘程序：
1． 本人申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要求担任专业职务，应由本人申请，填写全国统一制定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申报表》，并提交本人业务工作总结及与本专业有关的代表作品（包括调查报告、工作总结、起草的文件、讲话稿或论文、著作、译著等）。
2． 考核推荐。申报专业职务的人员，由所在基层单位负责考核推荐，写出比较详细、具体的考核材料，经本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主管部门审核后交评审委员会，作为评审的依据之一。
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申报者的政治素质和在重大政治风波中的表现、思想品德、工作态度、学识水平、专业能力和工作实绩。
因散布和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近几年因犯错误而受到党纪、政纪、法律处分的，不参加首次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定。
3． 评审。评审委员会按《试行条例》规定进行评审，评审委员会评审时，出席人数不得少于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在认真审核申报人材料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赞成票超过评审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方能生效。
获得任职资格者，由相应的评审委员会发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任职资格证书。
4． 聘任。根据工作岗位的需要和职务限额，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在取得相应专业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中择优聘任。关于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兼任专业职务的问题，按国发〔1986〕27号文件中第七条的规定办理。
五、在企业首次评定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时，各档次专业职务的任职年限可按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总年限累积计算。大学专科毕业申报政工师需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七年以上，申报高级政工师需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十五年以上。
六、对不具备规定学历者，应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史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专业知识三门课程的考试（考试办法另行规定）。考试合格者，高中毕业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三年以上，可申报政工员；高中毕业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十年以上，可申报助理政工师；中专或高中毕业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二十年以上，可申报政工师；中专或高中毕业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三十年以上，可申报高级政工师。
建国以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至今仍在岗位的老同志，可采取其它方式进行考核，并按其实际水平准予申报相应的专业职务。
七、对个别破格申报专业职务的人员，在评审时要严格掌握条件。破格申报高级专业职务者，除了要符合《试行条例》第八条一、二、三、四款的要求外，还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之一：
1． 在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团结人、教育人的实践中取得突出成绩，总结出新经验，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本行业以至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2． 对所在单位连续三年以上获得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称号起了主要作用。
3． 获得“全国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或“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的称号。
破格申报中级专业职务的条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参照破格申报高级专业职务的三个条件，从严作出规定。
对所有破格申报的人员，都要认真听取所在单位和部门干部、群众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作为评审的重要参考。
八、近几年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人员变化较大，不少其它专业技术人员因工作需要经组织选调到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在这次评定工作中，对这部分人员的专业工作年限可按下列办法计算：
1． 调入思想政治工作部门之前，在原工作岗位上已获得其它专业职务任职资格的，可以保留其任职资格。如本人要求申报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而又胜任现职工作，符合条件和标准，在评定时，对其原专业职务资格和履职年限应给予充分考虑。
2． 对在其它工作岗位上，通过上电大、函大、夜大、职大、业大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合格而取得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后进入思想政治工作岗位的，专业工作年限应从取得学历以后算起。如果本人取得学历前已在思想政治工作岗位上，又确实具有相应水平，可适当参考上学前的专业工作年限。
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校或中央党校一年以上培训的，其学历的确认和专业工作年限的计算，在评定时应作为一个因素考虑。
九、从工作需要和队伍长远建设考虑，外语是评定专业职务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由于历史原因和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实际状况，这次评定专业职务时，外语可不作为必要条件。
十、在评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的工作中，应坚决执行国务院关于国家职工离休、退休的规定。
对《试行条例》下发后达到离休、退休规定年龄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经过批准现仍在工作岗位而又符合任职条件的，可在确定相应专业职务后办理离休、退休手续；需要增加工资的，应占比例限额，工资兑现后，再办离休、退休手续。
十一、在国家没有统一规定前已经自行评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的地方、行业和单位，在本《试行条例》和《若干规定》下达后，可按统一规定的范围、条件、标准，由相应的评审委员会进行重新审核，并报上级评定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确认。
十二、首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评聘工作，争取从现在起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各档次专业职务工资按工程技术人员系列的同级工资标准执行。执行专业职务工资的具体办法按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职改字〔1987〕10号文件中第七项的有关规定执行。被聘任专业职务后，其工资未达到所担任专业职务起点工资标准的，可进入起点工资标准，其工资从《试行条例》下发之月（1990年4月）起计发。现工资额已达到或高于所担任的专业职务起点工资标准的，职务工资不再调整。
目前经济效益较差，职工不能拿全工资和奖金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聘任专业职务后，可按规定时间先进入工资档次，但要在企业经济效益好转，职工可以拿全工资和奖金后，再开始拿增长的工资。
十三、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宏观控制，在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统计的基础上，搞好比例限额和增资额的审查、核定工作，并将核定方案报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和劳动部、财政部审核批准后执行，由劳动部、财政部下达增资指标。增资指标要严格控制使用，不得突破。
十四、企业聘任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所需增加的工资，其经费列支办法按财政部〔1988〕财工字6号文件的规定执行。
十五、《试行条例》由各级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评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各级党委宣传、组织、经济主管部门以及人事、劳动、财政、工会、共青团组织等有关部门要通力协作，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协助领导小组做好这项工作。
十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在专业职务评定工作中要发扬风格，讲求奉献精神，用实际行动做好表率，树立政工干部的好形象，保证评聘工作的圆满完成。
十七、中央宣传部负责对《试行条例》进行解释。

附件：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对不具备学历者进行考试的办法

按照《关于实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试行条例＞的若干规定》的要求，在进行专业职务评定时，除了要考核申报者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工作实绩外，对不具备规定学历者，要进行必要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考试。为此，特就首次评定工作中考试办法作如下规定：
1． 考试的课目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史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专业知识。
2． 复习考试范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史不超过广播电视大学或党校干部专修科有关课程的教学大纲（复习教材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自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专业知识不超过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举办的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函授班授课内容范围（主要教材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讲座》，有关举办函授班的时间和其它事宜，由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另行通知）。
3． 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按大学专科水平统一命题，考试时间和地点要相对集中，具体办法自行规定。参加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举办的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函授班学习考试，或没有参加函授班学习而直接参加函授班结业考试，并取得合格证明的，可不再参加地方、部委组织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专业知识考试。
4． 考试合格后，由组织考试单位发给证明，作为申报相应专业职务的条件，但不算学历。
5． 申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凡不具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均应参加考试。具备中专学历要求申报初级专业职务任职资格者，可不参加考试；申报中级以上专业职务任职资格者，应参加考试。以前系统学习过这三门课程、并取得合格证明者，可以免试（取得其中一门或两门课程合格证明者，可以免试相应课程）。
（1990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