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


齐齐哈尔市河道管理办法
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河道管理，充分发挥我市河道资源的综合效益，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根据《黑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结合我市的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天然河道、人工河道、调蓄洪区及堤防、闸坝、护岸、引水、排水等工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水利部门为河道主管部门，他的任务是：负责河道管理、防洪调度、综合开发利用河道资源及河道业务技术指导；协调处理各部门在用河方面出现的矛盾；会同航运、城建等部门编制江河流域规划、河道整治规划。
第四条 市、县水利部门要设置河道管理机构，有堤防、护岸管理任务的区、乡要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或专职人员。
第五条 保护河道资源及附属工程设施的完好，是全市人民的义务。

第二章 河道与工程、林草管理
第六条 河道管理范围。按照流域规划修筑的江河两岸的堤防之间，堤防设计洪水位以下为河道行洪区；无堤防的河段，按流域规划确定的两岸堤防走线之间区域为行洪区。行洪区均属河道管理范围。
河道按其行政区划由所在县、区河道管理部门负责管理，齐齐哈尔市城区的江河堤防、护岸管理和防洪工作由市城建部门负责。国营农、林、牧、渔场和劳改农场范围内自建的江河堤防、护岸管理以及防洪工作，在当地县、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河道所在场负责。
第七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擅自修建套堤、厂房、泵站、房屋、码大、高渠、高路；不准擅自堆放物资、倾倒矿渣、煤灰、垃圾。已经设置的障碍物，本着“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限期清除。在限期内未及时清除的，设障单位须向河道管理部门缴纳占河费（具
体标准由市河道管理部门制定，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对受危害地区应制定安全措施，报河道管理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八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包括河道整治工程），由建设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按下列管理权限报经河道主管部门审定后，再按基本建设程序履行审批手续。
（一）在嫩江、雅鲁河、绰尔河、通肯河、阿伦河、讷莫尔河、乌裕尔河、二龙涛河、北部引嫩、南部引嫩、卫星运河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报省河道主管部门审定。在市区河段上修建工程，报省河道主管部门和城建部门审定。
（二）在双阳河、润津河、音河、白山河、通南沟、二沟河等我市境内的河流及中部引嫩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由市河道管理部门审定。
（三）在其它河流的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工程，河道长度不超过县境的由所在县审定；河道长度不超过国营农、林、牧、渔场和劳改农场范围的由其各自主管部门审定。
（四）在嫩江通航江段修建工程须由市河道主管部门和市航运主管部门共同审定，报省河道主管部门和航运部门批准。
第九条 堤防、护岸、丁坝、锁坝等河道附属工程由建设单位管理，堤防管理经费由受益单位和群众负担。嫩江、雅鲁河、绰尔河、诺敏河、通肯河、二龙涛河、双阳河堤防属国家与受益单位和群众联办工程，其经常性的维护管理费由受益单位和群众负担。
第十条 嫩江、雅鲁河堤防护堤地范围，迎水面不小于一百米，背水面不小于五十米；诺敏河、通肯河、二龙涛河、双阳河堤防护堤地范围迎水面不小于五十米，背水面不小于三十米；其它河流堤防迎水面不小于三十米，背水面不小于二十米。护堤用地由河道、堤防管理部门管理使用
。
第十一条 利用堤身、水库坝身做公路、乡路，须经河道、堤防、水库管理部门同意。
在堤身、水库坝身泥泞期间，禁止车辆通行（防汛抢险和执行紧急任务的军事、公安、救护车辆除外）。
第十二条 禁止向江河及与江河相联的排水渠、水库、泡沼内排放废油及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污水和其它有毒有害物质。
第十三条 禁止在堤身和护堤地内挖草皮、取土、开沟、打井、扒道口、建房、爆破、埋坟、堆放杂物、修建鱼池及从事其它危及堤坝安全的活动。嫩江、雅鲁河、绰尔河、诺敏河堤防背水面三百米以内，其它江河堤防背水面一百米以内，不准擅自钻探、打深井和修筑地下工程。如必
须钻探，须经河道、堤防主管部门批准，并由钻探部门负责进行安全处理。
第十四条 禁止在下述区域内采掘砂石土料物：
（一）嫩江、雅鲁河、绰尔河、诺敏河堤防迎水面一百米以内，河床凹岸和堤防险工地段、河道整治工程一百米以内；
（二）大、中、小铁路桥及防护工程上下游分别在五百、三百、二百米以内；公路桥及引道、防护工程上下游二百米以内；
（三）拦河闸坝、泵站上下游三百米以内；
（四）水文测流断面上下游五百米至一千米以内；
（五）可能因采砂导致流势变化影响其他部门正常生产活动的区域。
第十五条 禁止在通航河流和渔业生产繁忙的江河内散放流送木材和无船牵引的木排。
第十六条 护堤、护岸林草由河道、堤防管理部门统一规划，分工营造，谁造、谁管、谁所有，合造共有。设立河道、堤防管理机构的由其负责营造和管理；市区域防堤段由市城建部门负责营造和管理。未设河道、堤防管理机构的，由河道管理部门负责组织营造和管理。
护堤、护岸林不准乱采滥伐。河道内的林木由其产权者按行洪要求逐步改造。

第三章 资源开发利用与收费
第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开发利用本市江河水土资源，必须服从江河流域规划和河道整治规划，做到利用水土资源与河道整治相结合。
第十八条 各县、区河道管理部门和市城建部门的堤防管理机构，以及有权批准开采砂石土料物的部门，要在河道勘测的基础上，制定砂石土料物开采规划，规定采区，确定开采范围和深度，编制年度开采计划，报市水利部门审定。
第十九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开采砂石土料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河道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后由河道管理部门签发准采证、准运证，方可采运。开采工作必须按河道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
在市区河段管理范围内开采砂石土料物，由市城建部门的江堤管理机构批准。河道长度不超过国营农、林、牧、渔场和劳改农场范围的河流，在其河道管理范围内开采砂石土料物，由各自主管部门确定审批权。
在航道内采砂应征得航运部门同意。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开采砂石土料物，涉及土地、草原、林木、水面所有权和使用权变更的，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凡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营业性开采砂石的单位和个人，应向批准部门缴纳砂石管理费。收费范围和标准，按黑政发〔1985〕104号文件《黑龙江省河道管理范围内开采砂石管理费收费办法》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自行决定。对连续三个月不缴纳砂石管理费者
，由批准部门吊销其准采证。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经河道管理部门批准可免收砂石管理费：
（一）军需用砂（不包括建造营房和家属住宅用砂）。
（二）乡道建设和维修用砂。
（三）农田水利、防汛抢险、施砂改土等用砂。
（四）航运部门疏通航道的砂石。
（五）铁路部门自采，用于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管理范围内的防滑砂及线路、桥隧站场维修用砂（不包括列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工程建设用砂）。
（六）市人民政府批准免交砂石管理费的用砂。
第二十二条 收取的砂石管理费，主要用于河道整治、堤防护岸工程维修及河道管理人员开支等。砂石管理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外资金管理，存入同级财政部门在银行设立的预算外资金专户，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它用。
县、区和市城建部门收缴的砂石管理费，由市河道主管部门提取5％，用作河道整治、观测试验和河道管理奖励资金。
第二十三条 免缴开采砂石管理费的自采自用砂场，开采砂石可能对堤防、防洪及其他用河单位造成影响或经济损失的，河道管理部门应事先提出意见并组织有关部门做出技术鉴定，开采砂石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否则，要支付采取补救措施所需全部费用。
第二十四条 利用堤身、水库坝身做公路、乡路，临时占地、占摊、占用堤防护岸修建码头，均须按规定收费。收费标准由市河道管理部门制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四章 防 汛
第二十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设立防汛指挥部，其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同级水利部门。市城区防汛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同级的城建部门。
第二十六条 防汛工作必须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下级防汛指挥部必须服从上级防汛指挥部的调度和决定。各部门和单位在汛期必须服从当地和上级防汛指挥部的调度和决定。在防讯紧急时期，防汛指挥部有权调动防汛抢险急需的物资、设备、器材、交通运输工具和劳动力。
第二十七条 市区、各县防御特大洪水措施方案由市、县人民政府负责制定，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在遭遇特大洪水时，必须按上级人民政府批准的防御方案实施。对严重阻水工程设施，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防汛指挥部可以采取非常措施。
第二十八条 汛期水库的调度要按批准的调度计划执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准擅自改变。需要变更计划时，须经原批准机关同意。

第五章 奖 惩
第二十九条 对认真执行本办法取得显著成绩者，由河道、堤防管理部门或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十条 擅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工程对防洪或其他部门兴利造成危害的，不经批准和不按指定地点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滥采砂石土料物的，要求限期清除的围堤、林木等阻水物逾期不清的，以及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三条之规定的，河道、堤防管理部门有权按《黑龙江省河道管
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经济制裁、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提请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对拒不执行防汛调度和决定，挪用、盗窃防汛救灾资金和物资器材的，予以行政处罚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河道、堤防管理人员违反本办法或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齐齐哈尔市水利农电局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如与上级规定抵触时，按上级规定执行。



1987年6月20日
对“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风波”的法伦理学分析

梁剑兵 辽宁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学副教授


内容摘要：“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事件”虽然尚未结束，但却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法制理论资源。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基本的政治和法律伦理规则必须同时合乎理性的正面和侧面，也必须具有合法性。在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之间，必须建立双向互动的价值追求整合平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国家应该以客观理性和法律筛选伦理，而不是以伦理决定客观理性和法律；用法律来建设和引导伦理，而不是用伦理来实施法律和改变秩序！

关键词；国家意志，人民意志，伦理，法律，价值追求与整合

随着董建华先生宣布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草案“二读押后”，发生在香港的“对基本法23条立法”事件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这样一个法案，在将来会不会得到港人的认可并且在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笔者无法预测，也无意进行预测。笔者只是觉得，对这样一个也许对中国未来法制现代化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法伦理学不可以轻易的放过。我们必须从其中总结出一些有益于国家未来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理念和新思维，以便于大家先认可然而后认同之，为今后中国的立法提供出一些新的立法原则和初始规则，进而对国家和对人民均产生双重的教导意义，乃是法伦理学不可推卸的义务。笔者冒昧作如下归纳，企为引玉之砖。

首先：己欲，勿施于人。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能强迫他人喜欢。这种伦理规则得以成立的的大前提是：凡是自己喜欢的，他人也喜欢；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他人也不喜欢。用价值哲学的话来说，在价值评价标准相同的主体之间，该伦理规则是合乎理性的，因而也是合法的。但是，这规则如果实施于价值评价标准不相同的主体之间，则是不合乎理性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理由很简单：自己喜欢吃狗肉的人，是不应该认为所有的其他人也和自己一样爱吃狗肉的！所以，在专制社会中所形成的这一伦理规则，是建立在“思想统一”的思想专制主义基础上的，因而不仅仅是片面的，甚至往往成为国家无视个体和他人价值的最合理解释工具。
在现代社会，该规则虽然因为其合乎理性的基本正面（例如狗肉不仅可食且对健康有益）而仍然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是，如果国家将此规则的附随规则“己欲，则施于人”运用于价值追求不同的其他国家或者本国国民，就会变成一种非法的伦理侵略。所以，我们应该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依照理性的多面性，对这一规则进行改造和补充，使之不仅仅合乎理性的正面，也合乎理性的侧面（例如豢养宠物狗的人在感情上拒绝将狗肉作为食物），进而增加其合法性。通俗的讲：国家喜欢的，民众如果不喜欢，国家就应该坚决的实施“己欲，勿施于人”主义！或者更坚决的建立一个与此规则相适应的附随规则“己所不欲，则施于己”，这其中的理性根据很简单：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必须接受人民意志为自己的最高意志，国家不能将国家本身的意志和人民意志完全等同起来，并且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国家意志代替人民意志。
其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向来有政治伦理上的民本主义传统，笔者也坚定不移的相信眼下作为国家化身的政府是民本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我们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就不难发现这一伦理传统的光辉。但是，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民本主义是建立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论基础上的。在古代国家看来，民众是国家的基本要素，但是民众也是愚昧无知的，尤其是当国家的价值追求和民众的价值追求发生矛盾的时候，民众往往成为国家和社会稳定的破坏者，最后也破坏了民众自己的价值追求。因此，古代国家必须将民众的价值追求统一到国家的价值追求之下，为实现这一目的，作为国家化身的君王或者政府就应该以“牧羊人”的身份自居，而民众就是“羊群”。“牧羊人”应该驱使着“羊群”去寻找甘美丰腴的水草，便是一切古代国家民本主义者的基本理想。
在现代社会，这种建立在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追求不一致前提下的民本主义仍然是合乎客观理性的，因而也具有基本的合法性。比如国家追求国家安全，人民追求社会的自由稳定。而欲求社会稳定和自由，前提是国家安全的实现。但是，如果我们以此客观理性为根据，进而推导出“人民追求的社会自由和稳定价值”应该服从“国家追求的国家安全价值”便是错误的。原因也很简单：“国家安全”和“人民自由稳定”相比较，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或者换一句话说：“国家安全”只是工具价值，而“人民自由和稳定”才是终极的目标价值。所以，法伦理学认为，必须对传统的民本主义伦理观念下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进行改造，使其具有以下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理解：（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俗的讲，如果民众喜欢自由和稳定，国家便应该舍弃自己的既定政策，用法律制度的基本程序来满足民众的愿望；如果民众盲目的认为国家的既定政策危害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只顾及眼前自由，却忽视了长远的国家安全对自由的保障作用，国家就应该在理性的原则下设法教育民众，使民众逐步改变其价值追求。（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俗的讲，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如同股东与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关系。凡是民众追求的，政府必须代表国家顺应民意制定政策并执行之；凡是民众反对的，政府必须代表国家通过民主程序和舆论渠道了解民意，下情必须尽快上达，使国家逐步改变其价值追求，免得政府因不了解民意而盲目制定政策，进而损害政府的权威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从而使社会陷于混乱，人民失去自由和稳定。在以上的两个基本理解中，“（一）”表明的是政府对待民众的基本伦理规则；“（二）”表明的是民众对待政府的基本伦理规则，两者具有同等的价值。
再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虽然在贤明政府的领导下，国家意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符合人民意志的，但是仍然难免二者相互冲突的情形发生，这次“香港基本法23条事件”便是这种意志冲突的一个实证。另外，还有一个国家意志符合人民意志的实证也发生在香港基本法领域内，那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进行解释”事件。这两个事件虽然很偶然的都发生在香港基本法的具体条文上，但是却具有截然不同的事件根源：前次事件错在人民，因为人民在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法律的过程中不严谨，致使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法律漏洞，没有完整表达人民意志，从而被企图破坏香港社会自由和稳定的势力所利用，所幸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广义上的政府）应香港政府的要求及时采取了立法措施，以国家的意志弥补和纠正了这一漏洞，保证了香港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后一个事件错在国家，在香港经济不景气、失业的人比较多和人民生活困难的背景下，国家和香港特区政府不合时宜的推出保障国家安全的政治性极强的《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且有关具体条款的表述容易导致“后非典”时期比较敏感的香港社会的争议。所以国家的意志便被人民的意志所否定，其原因仍然是价值追求的不一致。人民追求的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纾解民困，稳定社会，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而国家则主要追求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制完善，虽然二者的立场都是合乎政治伦理的，但是，政府方面似乎颠倒了两种价值追求的相互关系。所幸的是，政府方面也很及时的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才发表声明宣布：“港府行政会议特别会议决定将《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押后恢复二读，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加强向市民解释修订案内容。” 从而为香港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奠定了法律立法程序意义上的保障
可以说，以上两个实证的事件都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历程中最为珍贵的资源。因为，这两个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先例，为我们如何解决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不一致的问题，以及如何使用平等互动的机制在国家与人民之间整合价值追求问题，建立了一个极其具有法伦理价值的方法和技术平台，那就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虽然是中国古代法家的学说，但是在今天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法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简单的说：（一）、以法为教。“香港基本法23条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应该、也只能够以法律的方法（例如依法申请的集会游行和示威、被法律保障的舆论自由等）去说服和教育国家，使国家尤其是国家的化身——政府极其官吏时刻牢记将国家意志隶属在人民意志之下，以人民的价值追求为国家的价值追求的目的。（二）、以吏为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进行解释事件”告诉我们：国家应该以从人民当中选拔上来的德才俱备且有政治远见的官吏为教师，去说服和教育人民不要盲从，而应该按照合乎现代法制伦理的法律制度和理性表达自己的意志，并且正确、科学和严谨的将人民意志表述在法律条文中。避免出现类似于纳粹德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以破坏社会自由和稳定为目的的“人民意志”。在这样的平台被建立并且转化为我们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后，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便指日可待了。

最后：治大国若烹小鲜。我国先哲老子从其自然主义哲学出发，在政治上极力推崇“无为而治”，提出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著名论断。但是，老子提倡“无为而治”的用意不是要求国家无所事事，而是反对国家意志的恣意忘为。所以，治理大国（并非“小国寡民”）如同煎炸小鱼儿一样，不可用“国家意志”的铲子去任意的搅动“人民意志”。所以，国家为政，以不扰民和不多事为原则。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特征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在香港的有关立法活动，是比较容易与香港社会的英国式自由和法制传统发生“过敏反应”的一件大事，切不可操之过急。社会里的秩序关系，打深处就有自然练就的一环扣一环的机制，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和政府虽然可以主观地发号施令乃至用暴力强制，但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有的秩序会顽强的抵抗从而造成法制和社会混乱，反而不利于国家意志的实现。国家应该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秩序自身的变化，人民固有的传统和价值追求都会发生变化，当“安全重于自由”的价值理念被人民接受的时候，有关法案的通过便是自然而然的“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之时。而在这之前，国家应该下大力气做的事情就是：以客观理性和法律筛选伦理，而不是以伦理决定客观理性和法律；用法律来建设和引导伦理，而不是用伦理来实施法律和改变秩序！并以此次事件为开端，为今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创立一些新的初始规则和法律实现方法，则国家和人民幸甚！